屠规益和他的学生，刘绍严副主任，手术前在复习X线片，熟知病情

如果上午没有人打扰，屠规益教授会坐在他那间不足十平米的书房里看各种资料、中文或英文学术期刊，或伏案写文章。

年的生活节奏，对他来说，有点太闲了。“疫情发生之前，医院看门诊。疫情爆发后，他的门诊停了，医院领导也是为他身体考虑，就不让他出门诊了。”屠规益的老伴儿说。

屠规益，中国著名头颈肿瘤专家，中国头颈外科学科创始人之一，曾获得“首都十大健康卫士”、“金柳叶刀奖”等荣誉称号，年自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从医已有六十余年，今年已经93岁。

83岁那年，需要肿瘤医生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支援当地医疗建设，屠规益听到后跃跃欲试，申请去新疆医疗前线，“院领导不敢批，毕竟年龄在那里摆着呢，怕万一去新疆，身体出了状况，怎么办。”老伴儿站在屠规益身边说，“他做事啊，从来不考虑自己的年龄，可是组织上不得不考虑啊！”

他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他正在做的事情也有很多。他一辈子学习世界上对恶性肿瘤的认识，学习世界学术界对恶性肿瘤的各种控制方案，期待临床循证医学能得到更好发展。

他痛心于当下医患关系，呼吁医学人道主义，主张医学教育方面进一步加强。他常年活跃在门诊一线，在疫情爆发前每天出诊，与病人保持最直接接触，时刻了解科研进展前沿，笔耕不辍。“医师，并不仅仅是治病。”老骥伏枥，亦解韶光贵。

一生追求光与真理

屠规益年出生于上海，父亲开了一个印刷厂，雇了几个工人。少年时屠规益喜欢在车间和工友们一起玩，但他发现，有的人头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不见了。

那时候食物里缺少维生素，有的人会因为缺乏维生素B患上脚气病而去世，“工友”的离开让少年屠规益很伤感，心里便立下志向，长大后要学医，为了救治像“工友”那样千千万万的人。

虽不算富庶，但家境也算殷实，父亲爱看书，家里藏书很多，屠规益受益于此，读书涉猎广泛，科学百科文学小说，手不释卷，因为从小就读于英文学校，英语功底也很好，考大学时，顺利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

这是19世纪末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一所享有盛誉的高等教育学府，被誉为“东方哈佛”，那时医学院都是七年制，全部英文授课。圣约翰大学的校训初为“光与真理”，后来又加入孔子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屠规益一生对光与真理的追求、对医学发展的思考，皆可溯源于此。

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各院系被分拆并入其他各高等院校，医学院被分至上海第二医学院。那一年，抗美援朝战场上战事正酣，屠规益所在医学院开始为培养战地医生做准备。

当年，他医院耳鼻咽喉科实习。次年毕业，医院工作。在黄浦江边长大的屠规益从此开始在北京的工作生活。

“医院有三宝，”屠规益根据他在协和工作10年的体会，不止一次说，“病历档案、图书馆、老教授”。

医院保存了自建院以来所有病历，其中有记载着孙中山、梁启超、张学良、宋氏三姐妹等历史名人的看病记录，也记录张孝骞、林巧稚、吴阶平等一代名医的成长历程，许多中国首例乃至世界首例疑难和罕见病案，在档案馆内页有迹可循。

记录翔实、分析得当的病历，既是鲜活的教材，也是医学典藏。它们不仅是西医进入中国后的发展变化历程，更是“身体史”研究的原始资料。

医院图书馆年被国务院指定为“全国第一医学中心图书馆”，拥有国外各种医学著作、各种最新的外文期刊。

病历档案馆和图书馆是屠规益最喜欢去的地方，老协和的病历，观察仔细，描写与叙述详细，病案讨论中，有提问，有解析，全篇英文打字，是对临床实际问题进行逻辑推理最好的学习。

图书馆内国外最新出版的医学期刊，为屠规益打开国际视野，他的思考与实践一直与国际接轨，眼界一直在国际前沿。

20世纪60年代，屠规益（第三排右三）和老师、同学在医院门前走廊上

医院的老教授是行走的教科书，各个身怀绝技，当时医院实行住院医师制度，必须“医院里”，在上级医师指导下对所管病人实行“全面全程负责”。

病人有问题医生随叫随到。“只要是临床问题，一定要看病人，这就是协和人的传统。”严谨，是“协和品质”的基石。年轻的屠规益跟在老教授身后，不仅学到技术，更感受着老教授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协和老教授身上所蕴含的精神感染着他。置身其中，会感到前辈的托举和鞭策。

少年时立志从医救人，求学时对光与真理的追求，初穿白大褂在医院感受到的严谨与人文关怀精神，如静水深流，缓缓注入屠规益的血脉。

年轻时所经历的一切，没有一种体验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很小的事件展开都像是命运的翅膀，所拂之处，如奇异阔大的锦缎，每一条线排在另一条线旁边，千千万万条线互相平衡着，并在他的未来展现出恒久绵长的力量。年轻时从经历里承继的光芒，一直被他珍视、坚守，至老未变。

“一切为病人着想是基本医德”

年，屠规益调到中医院外科，主攻耳鼻咽喉口腔恶性肿瘤。手持手术刀，刀到病除，最初的职业感觉很好。但随着对病人跟进了解，他渐渐感到单一外科手术的不足。

临床肿瘤学特点是对病人治疗后，需要反馈。通常一般疾病外科手术后，手术医师并不需要了解病人术后健康结果。但临床恶性肿瘤学需要结果，需要一定时间观察后，三年或五年，追问病人治疗后情况。

肿瘤切除后是否局部已经控制？有无复发？恶性肿瘤治疗后一年、两年、三年，以至长期，医院随诊组及治疗医师了解。有些恶性肿瘤治疗后复发，医师需要准备再次治疗。

有一次，屠规益去术后病人家访问，进了家门，在别人指引下才在一个角落找到病人，原本高大的汉子默默呆坐着，缩成一团，他接受不了自己不能发声的事实。没过几天，又传来一个消息：另一个术后病人因为全喉切除后，忍受不了有口难言的痛苦，跳楼自杀了。这位跳楼的喉癌病人的选择，深深地触动屠规益。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对于晚期喉癌患者，做全喉切除术是全世界最流行的治疗方法。“有没有希望改进呢？”屠规益思考并开始尝试，也是在那一年，他大胆实施国内第一例喉的声门上部分切除手术，获得成功。病人术后又生存9年，突破当时“晚期喉癌必须全切”的流行观点。

此后，他又逐步扩大适应症，改为手术前或手术后放疗，对更严重的病变切除3/4喉，使患者保留语言功能。这一方法使病人五年生存率创纪录地达到80%，后来被广泛推行。

也是那一年，屠规益实施鼻咽癌放疗失败患者的挽救性救治手术，为让病人有更多生存可能，他涉足这个被很多学者称为“手术禁区”的地方。在严密查证基础上，他为一位患者开刀施治，治疗后五年生存率达到45%。

这例手术为国际首创，引起国际学界瞩目。医院医师来访时说，这是一项很大的创新，他们回去也要学习开展。此后国外也开始对鼻咽癌进行手术治疗。

很多人说屠规益有首创精神，敢为人先。他却说，“我创新，都是被病人逼出来的”。为什么率先实施喉的部分手术？是为了让病人继续说话。为什么要步入鼻咽癌放疗未控这类被很多人视为“手术禁区”的地方？是想延长患者的生命。因为心里始终装着病人，所以竭尽所能。这些被逼的创新中有医者的仁心与不忍。

“为病人着想，是最基本的医德。”这是屠规益常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正是基于“为病人着想”，屠规益会对手术过程及操作不断总结，精心钻研，大胆创新。

在颈淋巴结转移癌治疗中，一般外科医生主张做颈部标准的清扫大手术，他根据病人状况，率先设计局限性上颈清扫术，减少创伤，尽量保全功能，并且保证了颈部转移癌的治疗效果。

这是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十年后人们发现，在国际医学界流行的择区性颈清扫术，与早年间屠规益的创新性手术不谋而合。

全部食管癌的治疗，以往是胸外科治疗范围。屠规益掌握颈部外科后，把头颈外科解剖范围内颈段食管癌的治疗，纳入头颈外科手术范围。

年，头颈外科将食管内翻剥脱、胃代食管等修复技术，引入下咽颈段食管癌手术。因为这种手术不需要开胸，减少了创伤和并发症，降低了手术危险，也减轻了病人痛苦。

也是那一年，屠规益创建舌骨肌瓣修复喉大部切除后喉内残腔，五年生存率为75%，喉功能大部恢复，该项研究获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晚期上颌窦癌发展在患者眼球下，过去耳鼻咽喉科医师在上颌窦手术中，为了保证切缘安全，都要切除患者眼球，造成容貌破坏和身心痛苦。

屠规益在国内率先研究开展术前放疗后保留眼球的治疗方案，使无数患者保住眼球，生存率也不受影响。

曾经做过头颈科护士长，现在是中医院工会主席的吕春梅记得，每逢给喉癌病人、带有气管切开的病人检查时，病人容易咳嗽，面对医师，由气管切开口向外喷痰。

屠教授总是习惯性地用一只温暖的大手挡在患者气管造瘘口的地方，用手直接接住。他跟护士们说：“如果是你的家人，你会嫌脏吗？”

头颈科的大夫们还记得，上世纪70年代一天深夜，医生宿舍区大门已经锁了，年轻医生们睡梦正酣。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开门，快起来！”一个声音反复地叫着，细细一听，竟是屠规益！有人赶紧打开门，屠规益说：“病房有个病人病情变化，你们虽然不值班，也该赶紧起来跟我去观察、处理。”后来才知道，五十多岁的屠规益一着急，翻墙进了宿舍区。在他心里，病人是第一位的。

年一个下午，屠规益（第三排右三）在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三楼解剖室

推动头颈外科发展，倡导多学科综合治疗

上个世纪中期，由卫生部牵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医院和肿瘤研究所。

医院重点在于研究如何根治恶性肿瘤。跟随世界潮流的进展，医院建立恶性肿瘤多学科治疗会诊制度，集中团队（外科、放疗科、化疗科、病理科等）智慧，力图攻克恶性肿瘤临床难题。

但是，由于我国医师受医学正规教学尚且不足，专科治疗问题更是层出不穷。肿瘤不是多发病、常见病，肿瘤专科医师数量尚且不够，以“多学科团队”治疗恶性肿瘤的方案还未深入医师的心。

中医院建院后，肿瘤临床治疗也经历过医师为自己科室争取患者的阶段，科室间有过争论。随后，在院领导支持下，建立临床多学科会诊制度，每周一次，集思广益，各学科医师在一起商讨新病人的治疗方案，一直延续至今。

头颈外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在美国医院普通外科医院耳鼻喉科医师们在学术争论中诞生的。

两个用手术刀治病的科室在为头颈肿瘤患者治疗争取权益中发展和壮大。屠规益从耳鼻咽喉科转到头颈外科的时期，正是美国头颈外科成熟、发展的时代。

有着国际视野，敏锐洞察力的他，从最新期刊文献中了解到这一点，认为这样改组扩大了科室治疗内容，有利于病人治疗，他及时和同事们跟上这一变革，就此发展了医院头颈外科，推动了中国头颈肿瘤外科的发展。“医师对现有治疗方案不满足，才能对新事物敏感。”

年，全国头颈肿瘤学术委员会正式成立，医院口腔颌面外科、耳鼻咽喉科、放疗科和医院头颈外科参与。这种由三大学科组建的方式，国际尚无先例，医院耳鼻咽喉科，也纷纷组织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推动同类疾病患者的治疗。

屠规益认为，头颈肿瘤学和头颈外科学不是一回事，同样，普通外科与肿瘤外科也不是等同的。

肿瘤治疗史证明，单靠外科已经不能解决肿瘤问题。做一个合格的肿瘤医师，必须对恶性肿瘤具有多学科、多手段治疗训练。

外科在肿瘤治疗中的地位是决定性、主导性的，但外科不是治疗肿瘤唯一方法，而应当是多学科治疗的组织者。

“医师首先需要以具有医学人道主义的心意来对待患者需求，同时以循证医学方法来治疗，完成肿瘤根治计划，造福肿瘤患者。”

屠规益常常呼吁人们重视医学人道主义，运用循证医学方法来治疗病人。国际上的动向是：人道主义和医疗改革。

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EBM）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DavidSackett教授的经典定义即“循证医学是慎重、准确、明智地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最佳研究证据来确定患者的治疗措施”，实质是现代临床医疗诊治决策的科学方法学。循证医学是将最优研究证据与临床医生技能、经验和患者期望、价值观三者完美结合，并在特定条件下付诸临床治疗、预防、诊断、预后等医学实践的实用性科学。

相比传统医学，循证医学有其独特医学实践要素和优势。循证医学强调“证据”及其质量作为临床实践的决策依据，提倡将医学实践经验与当前可得的最佳证据有机结合，充分考虑服务对象的期望及选择，可不断提高临床医疗质量和培养医学人才素质，促进临床医学发展，从而为患者提供更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屠规益担任头颈外科主任期间，医院传统，竭力推广多学科之间合作，“当时多学科治疗在我国还只是个理念，按医院分科制度，医生习惯于用本科室的手段治病，为本科的利益服务。

怎么搞好各科室间配合？不容易。”他说，不容易也要往前推进，“这是国际惯例。多学科的医生要一起会诊，依据病人情况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就拿头颈部肿瘤来说，到底手术还是放疗？先手术还是先放疗？不该是哪个部门说了算，而是病情需要说了算。”

医院数据：口腔癌单纯放疗五年生存率27%，单纯手术五年生存率57%，而术前放疗五年生存率则高达81%。下咽癌则依次为：放疗17%，单手术20%，综合治疗49%。有些肿瘤治疗后生命长与短，功能好与差，就在合作与不合作之间。

屠规益主动向放疗科等非手术科室寻求帮助，见他真挚热忱，其他科室慢慢配合起来。在他们齐心协力下，下咽及颈段食管癌放疗加手术后五年生存率显著提高。

有一组医院头颈肿瘤治疗数据对比，结果显示，用多学科治疗后生存率优于单一学科治疗。

中医院下咽及颈段食管癌的治疗数据显示：用手术+（术前或术后）放疗（化疗）的生存率最好，五年生存率在40%以上。单一治疗手段（单纯放疗，或单纯外科）疗效差，生存率在20-30%。

“单一治疗手段效果明显不如综合手段治疗，不应继使用。”屠规益说，“年，我院头颈外科、胸外科及放疗科医师在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总结报告-年90例下咽及颈段食管癌患在我院治疗后的效果。但呈现的有关生存率资料使人吃惊。总的三年生存率36.6%；生存曲线显示，五年生存率在30%以下。大大低于头颈科上世纪治疗结果（五年生存率44.5%及47%）。这一近期论文报告全部治疗病例中，多学科治疗只有29例，有40例是单纯手术。说明在这一时段内，我院在20世纪后半期积累的多学科治疗原则，没有被认真地在以后年代的肿瘤治疗方案中传承应用。”

屠规益写道，我们理应吸取这一教训；以后如何持续提高患者的生存率？数据显示，除了喉癌以外，对所有头颈鳞癌三、四期患者，应用外科加放疗（部分加化疗）的多学科治疗计划可以提高生存率。

年轻的屠规益，在为住院医师讲课

屠规益目前担忧的是：是否所有参与治疗的科室医师都有同样认识？即使理论上同意，在实际治疗应用过程中，是否还有认为自己科室优越的意识阻碍？

例如：外科医师大多不喜欢术前放疗，怕术前放疗后组织有放射损伤，影响伤口愈合。愿意用手术后放疗方案。放疗科医师大多喜欢先放疗，后手术。不愿意对手术后伤口（术后没有可见肿瘤），设计放疗。这两个倾向实际上可以归纳到一点：即使在多学科治疗有利的前提下，各不同科室医师都重视应用自己科室方案治疗患者，这就客观上造成各种治疗手段安排不当，导致有效方案不能在患者身上正确贯彻。每一个医师应该及时改造本科治则高明的思想。

屠规益也指出，多学科治疗是规范，但是，临床实施存在一定困难。这是因为多学科是多医生组成的，医师归属各科室，如果医师为自己科室收治患考虑较多，多学科治疗的正确选用就困难，医院制度的限度。

应该看到各科医师对多学科治疗认识有不同，总有一部人虽然在理论上承认多学科治疗肿瘤的优越性，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认为本科治疗手段比其他科室优越。这是当前医师职业限度。也有经济利益影响。

屠规益说，肿瘤医师需要对患者具有高度的人文关怀，脱离对自我科室的欣赏，才能保证多学科计划的稳妥落实。“作为治病救人的医师总是把患者的需要置于自己的兴趣之上。要不屈服于医疗环境中各种思想和市场压力，更不会因经济利益影响他们贯彻医疗伦理道德的决心。深切期望投身于肿瘤事业的医生、护士们，在医学人道主义教导下，为肿瘤病人应用循证医学方法，贯彻多学科医疗原则，为患者全面服务，争取最好的效果。”

“心不近佛，不可为医”

美国科学史家萨顿在《科学的生命》一书中说：“医学是一门人学，是关系人类幸福的事业，对人的全面关怀为医学应有之意。”是的，医学不是一门纯技术，而是人类情感的延伸、人性善良的表达。

悲天悯人，敬畏生命，是医生必备的基本职业素养，所谓“心不近佛，不可为医”。

屠规益想病人所想，不断在学术领域创新，在他担任头颈科主任期间，努力营造包容创新的学术环境，形成了学科进展和病人受益的良性循环。

为喉癌切除术后患者组织“食管发音学习班”，使患者有条件重返正常生活。这是开幕式，屠规益在讲话，左手三位是患者

他经常对年轻医生说，当前某些外科治疗方法有一定的局限，但这并不意味着永远。他鼓励创新，但有一个原则是，创新背后的病人更重要，一切以“病人利益”为衡量标准。

屠规益反对不负责任的标新立异和过度治疗。比如，国内外不少专家曾经一度宣传对临床无颈部转移的病人做经典性全颈清扫术、一律做甲状腺全切除术、鼻咽癌首先手术等等。

屠教授领导的科室从未盲从这样的术式。他认为，医师需要深切体察患者的痛苦，走出“技术崇拜”的误区，让治疗更符合人性。

任何一个病人，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生命，而不是一堆机器零件，或者一个疾病载体。医师理应慎重对待每一个决策。

做手术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一个好医生，不仅要让病人活下来，还要让病人活得好。

任何治疗都要“以人为本”，不能“见病不见人”。尤其是当患者无法承受治疗的不利后果时，“少做”也许比“多做”更有益。

中医院头颈外科科室主任医师、教授徐震纲是屠规益的学生。他印象深刻的是，老师精于手术，却不像很多外科医生那样热衷于手术。相反，屠老总在各种场合提醒同行“三思而后行”。

他的训诫，学生们谨记在心——“是病人需要做手术，不是你医生需要，所以一定要根据病情决定做不做，做大还是做小。以最小的手术获得治愈才是最大的成功。”“不能只讲切切切！外科大夫只知道怎么做手术是不行的，应该知道怎么不做手术。

恶性肿瘤治疗已经超越了单一外科范围，要多学科参与。”“医生不能给自己太大的宽容。你考虑问题不成熟，出了问题，你可以慢慢改，但对病人来说损失已经造成了，不能挽回。”

“无论多繁忙，无论多劳累，病人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

有的外科医生常常追求所谓的大手术，以此获得所谓的成就感。屠规益纠正：医生的成就感应来自于治愈疾病，以最小的手术获得肿瘤的治愈才是外科医生的最大成功。手术只是外科医生的一部分，手术刀是把双刃剑。

当他看到一些外科医生把手术台当成了流水线，手术成功就完了，不去关心手术后病人的生存情况，他会很痛心，“除了做手术，还要想怎么能让病人活得更好。”谆谆教导后背后也道出屠规益对现代外科医生的职业期待，做一个手术大夫，而非手术匠。

现代临床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曾这样概括行医：“它是一种专业，而非一种交易；它是一种使命，而非一种行业；从本质来讲，这是一种社会使命，一种善良人性和友爱情感的表达。”

医学早期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伦理性和医务人员美好品德，形成了朴素的人道主义性质，成为医学人道主义思想的萌芽，也奠定了医学人道主义道德原则的基础。

医学人道主义原则的内容是以生命神圣论作为自己的价值论基础，强调尊重病人；以义务论为核心，强调尊重病人的权利，维护病人的利益；以病人作为主要对象，强调尊重病人的人格，构成了实验医学人道主义原则的确立，进一步从道德意义上明确了医学对人类健康事业所负有的道德责任，肯定了医学事业救死扶伤和为人类健康服务的道德性质，从而要求每一个从事医学事业的人都必须以治病救人为自己的天职。

屠规益曾经在文章《〈头颈部肿瘤综合治疗专家共识〉之我见》里，写过这样一句话：“国外专家指出：近年来，医学界有两个重要动向：第一是贯彻医学人道主义，医师应该理解‘患者对于医疗决定有自己个人的价值观、目标和意愿’；第二个动向是在循证医学实践中，医疗决定应源自坚实的科学基础。这两点是肿瘤医师所要遵循的和用来衡量任何‘共识’的。”

医学人道主义和循证医学是他毕生遵循的准则。对待学术不端和损害病人利益，屠规益“零容忍”。

一向以好脾气著称的他每每遇到治疗不当案例时，会拍案而起，撰文发声，有人提醒他这样会得罪同行，他反驳，是同行情面重要？还是病人生命重要？

一个13岁男孩，被诊断为鼻咽癌，医院手术后，造成上颌骨手术后坏死。屠规益看了心痛，写一篇文章详述手术不当的地方，公开署名发在健康网上。有人劝他隐去姓名，他生气了：“有什么怕的？这还不管，再有病人遭殃怎么办？”

有一次，屠规益看到一篇文章，论述用化学类药物完全代替手术治疗喉癌。他又生气了：“论证不严谨、结论会误导医师和患者。”他立即写了文章，针锋相对，提醒医学工作者绝对不能凭空臆想。“要向先进经验学习，但是向国际水平接轨要有自己的人文底蕴和学术底线”。

在最新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屠规益以《循证医学》杂志刊发的一篇喉癌治疗不当的文章为例（医师在治疗过程中处理不当，使一期患者在该院医师处理下，发展到晚期），评论病例治疗过程中失败的原因。

屠规益说，《循证医学》杂志编辑部刊登这样的文章，很有勇气，医学进展靠成功病例鼓舞，但失败案例也会给人以警醒。

他会毫不客气地指出华北地区一家医院，医师撰写的文章所用的方法已经是头颈肿瘤临床治疗报告中所不主张的。“有随访，但没有生存率报告，没有实证，这是肿瘤临床的一个重要失败。没有生存率来证实手术有效。”

屠规益说，“医生的成就不是你会做多少台手术，而是要关心走下手术台后，这个人还能不能活下来，活得好。医生要对病人负责，而不仅仅对手术负责。”

他重视术后随访，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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