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贫困女子》一文中最出人意料的是研究生毕业、受访时45岁的应井川优子女士。井川女士曾在多地的教育委员会任过职，医院的精神科，还负责过大学的学生心理咨询室，担任过私立大学、研究生院的非常勤讲师（类似于外聘教师），职业活动十分活跃。

井川女士是毕业于东京大学的硕士，在研究生就学期间，就已经开始参与临床工作了。年，她研究生毕业。在那个年代，即使从东大毕业也很难找工作。硕士毕业的人最常见的就业形式就是在多所学校任非常勤讲师。而高学历女性的“博士贫困”在当时就已然是社会问题了。而问题产生的背景则是自年开始的重点扶持研究生院政策。这一政策让研究生院的升学者剧增，结果出现研究生院毕业却找不到工作的现象。就算女性能作为研究者就职，但学术界是男性的天下，女性几乎都是固定任期的非正式聘用职位。不断有女性研究员反映，她们的收入太低，根本维持不了最起码的生活。近几年我们也有研究生扩招的政策，几年之后会不会也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幸运的井川女士没有经历研究生毕业后的贫困，她一毕业就成为了一名独立的临床心理医师，工资较高，每个月能拿50万日元左右。我想井川女士没有一毕业就失业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她在读研期间就开始参与了临床工作，而不只是埋头苦读圣贤书。

井川女士28岁结婚，丈夫比大她两岁，也是一位研究生学历的非常勤讲师。她婚后很快就生下了女儿，夫妻生活和家庭都很安定。

她最初遇上的障碍，是不能平衡工作和育儿之间的冲突。当时她就职于私立大学的学生心理咨询室。校内经常有学生自残，或发出“我要自杀”的预告。如果预告足够具体，就必须把他带到学生心理咨询室保护起来，一直盯着他，直到交给学生的父母。有时候得等学生的父母从外地赶过来，这样职责之外的工作很多。她发现工作和育儿无法很好地兼顾，便换了工作。这里请注意一下，井川女士在这一阶段是一旦发现无法平衡工作与育儿的冲突，她就二话不说换工作了。

新的工作是省厅的一个下属团体，这个组织经常会有一些原体制内的人员流入，那些从省厅下来的男性正规职员的权力欺压，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她受到的权力欺压的开端是她的姓氏。工作中，她一直是将自己的全名（也就是旧姓）作为通称的。结婚后她的姓氏变了，但作为一个研究者，如果改了姓氏，之前的业绩就很难检索了。即使是在东京教育委员会里，当时都是认可使用旧姓作为通称的。但是年，她进入这个组织时，却被告知“我们这里坚决不允许使用旧姓”，一直逼她，让她必须把姓氏改成夫姓，无论她怎么解释，都说这是工作命令。他们无休无止的恐吓最后逼得她不得不和丈夫假离婚。而离婚的理由，就只是为了姓氏。如果当时她选择直接辞职而不是“假离婚”的话，可能后面的所有事情都不会发生。

她丈夫观念很传统，“假离婚”这件事让他大受打击，离婚之后，他的心也离开了。在这里我就不明白了，都已经受到权力欺压和无休止的恐吓了，为什么不干脆换份工作而是去“假离婚”，这操作弄得我无语了。难道在她心里这份工作的重要性比之婚姻更甚？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份工作应该有点像是有编制的公务员之类的，千辛万苦考进去的；如果不是的话，那我觉得她脑子有坑。还有就是“假离婚”这件事，既然是“假离婚”，那就是和她丈夫商量后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那她丈夫有什么脸说“他观念比较传统”，“假离婚”这件事让他大受打击。这里明显前后矛盾。

井川女士的家庭原本年收入有万日元，因为离婚，收入减半。前夫不仅离开了她，而且连孩子也舍弃了。约好的每月10万日元的抚养费，到头来一次也没有付过。井川女士成了单身母亲，一切都变得困难起来，她的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可以看出井川女士工作能力还是很优秀的，工作收入跟她前夫不相上下呢。就是有个问题：两个孩子她前夫也有份，为什么可以不付抚养费呢？

那个组织的工作环境简直太可怕了。高学历女性占了全部职员的一成左右，而正式职员对女性的霸凌是贯彻始终的。他们会把失误全部推给女性，交给她们规定时间内根本无法完成的工作，并且恫吓她们。被几个男性上司围着辱骂这种事几乎每天都有（黑人问号脸，难道日本女性的就职环境就是这样的？不然怎么能忍受每天都被骂的工作环境而不辞职的？）。最过分的是，有个男性上司在工作时间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喝葡萄酒，不小心弄洒了，在地上留了印子，居然走到她身边对她说“我任命你为清扫负责人”，一间平方米的大办公室里，她一边要完成日常的业务，一边还要不停地打扫卫生，要是留了一点灰尘或者线头什么的，他们还会拿到她面前对她大吼大叫。什么鬼？地铁老爷爷看手机表情。所以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啊！真的觉得这种只会默默忍受的性格很不好，性格决定命运啊。

而在这个权力欺压尤其严重的团体里，对女性的霸凌和权力欺压更是常态化的，在井川女士之前，就有很多高学历女性因为精神失常而辞职。所以有这么多前车之鉴，为什么还不赶紧跑？是侥幸心？还是中年危机？就算是中年危机，也应该果断离开，一时的危机好过一生的危机啊。

年，井川女士转职之后的第二年，在一天天的精神重压之下，她的身体开始出现异常。周末她会因为头疼而一直卧床，还会频繁地腹痛，且根本不是普通的疼法。她去找医生还有认识的人咨询，大家都说“可能就是胆囊炎吧”。身体如此异常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去检查而只是咨询。就算囊中羞涩，作为家中顶梁柱，也应该有保护好自己身体的觉悟吧，自己一旦倒下，孩子怎么办。所以小病不治，大病悔之晚矣。

当时她腹痛之前，都会伴随剧烈的头疼作为前兆。基本上，头疼和腹痛后来都常态化了，而且一直不见好转。她只能一边忍耐一边工作。年1月前后，她痛得越发厉害了，休息日总是会疼得她筋疲力尽。因为头疼，她甚至无法工作。除了工作时间，她几乎一直睡着。抓狂，为什么已经出现如此明显的健康状况，还不去看医生，还曾经是个心理咨询师呢？就算是个普通人也知道自己健康明显有问题了，为什么还不重视？疾病只会越拖越严重，而不会拖着拖着然后无缘无故就好的。

即使身体出现病变，那些中年男性职员的权力欺压依然在持续。上司和上层人员开始集中持续地欺凌井川女士一人，只要她因为照顾孩子按时下班，就会被骂工作态度差。每天都会遭到恫吓。但因为她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不管遭受怎样的待遇，她都不能辞职。头痛和腹痛毫无缓和迹象，已经有了健康受损的前兆，但她还是持续忍耐着。中年人的卑微吗？上虽然没有老，但下有小，所以不敢轻易辞职；注意是“不敢轻易辞职”，而不是“不能辞职”。她的这份工作都已经明显危及到她的身心健康了，不辞职留着过年吗？这种以健康作为代价的工作却还死守着不辞职的做法，恕我无法苟同。以健康作为代价换取来的工作，终归不长久。人生在世，健康最重要，当没有健康，一切都是空谈。

年3月自从一次发烧晕倒后，井川女士就再也没有恢复过健康。那次高烧39度，最多只降到38度。第二天，井川女士告病假，他们却不许她休息，仍然给她分派了一堆工作。她的身体是真的受不了了，可她还是强撑着继续工作。最开始，她以为是自己运动不足造成的，还会去健身房慢跑之类。但是，情况却越发恶化了下去。她眼睛开始一遇强光就会疼痛，即使运动了，肌肉还是不断萎缩。也就是那个时候，她开始无法调节体温了。之后井川女士的肌肉力量持续下降，就连出门去上班都会累得不行（之后确诊这是一种疑难病症——慢性疲劳症候群）。同年，她开始申请公营团地（即政府廉租房）。

年8月，症状急剧恶化，井川女士彻底病倒停职了。之后不久，她就被解雇了。此后她便陷入了困境。井川女士一直觉得她的身体之所以变成这样，都是因为权力欺压。“我一直想找出客观上的原因，但能想到的只有这个”。

被解雇之后，井川女士只能靠着健康保险的伤病补贴和儿童抚养补贴生活。然而，她的身体总也不见恢复，反而生活渐渐无法自理了。因为生病无法劳动，支援团体和区行政厅的人劝说她接受最低生活保障，但是接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孩子上大学会受到制约，也是不被认可的。所以，将来要供两个孩子上大学的井川女士坚持不接受最低生活保障。于是年，她接受了残疾鉴定，开始领取残障年金，每年万日元左右的补贴。但政策规定一旦申领了残障年金，就拿不到每月4.7万日元的儿童抚养补贴。之后，政府马上要求她返还儿童抚养补贴金，过了一段时间，又要求她偿还伤病补贴金。井川女士原本想求助于失业保险，但她的身体状况令她无法再参加劳动，她的失业保险申领被拒绝了。当时的生活本就拮据，这万日元的返还额更是让她六神无主。她就是把手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也不够还。无论经济上陷入怎样的困境，只要她依然不能行走，就毫无招架之力。每次去区行政厅咨询有没有可以利用的相关服务，她都会听到“把孩子们送进福利机构”的建议。这样的劝说她听过几十次，但每一次她都拒绝了。她认为，就算她身体不能动，需要全方位看护，但她脑子还能思考，也有自己的感情，她也想跟孩子们一起生活；也只有跟孩子们在一起生活，她才能看到希望，就算活着对她来说很累很累，但她会努力活下去。

井川女士接受采访，是为了提出了“有残障的父母也想养育孩子”的诉求，也是为了申明：“接受单身父母的支援，就必须停止申领残障年金”、“要申领残障年金，就会被排除在单身父母支援的名单之外”，这样的政策是不合理的，它会造成极端的贫困，这就是制度在制造阶级差距。她认为，现在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仅仅只能维持生存，完全不适合需要教育经费的家庭。

在收入只有残障年金的艰难处境之下，她们家里最大的负担就是每月8万日元的房租，一家人1年的收入，有一半都用来付房租了（因为她的主治医生还有孩子们的学校都在这儿，她们没法离开这个街区）。他们一家不接受最低生活保障，所以就没有房租补贴，只能从自己的收入里支出房租，租住一般的租赁住宅。这里地处市中心，8万日元的房租也只能租到一室一厅的小房子，一家人的生活环境十分恶劣。25平方米的房间，放了两张看护床，放两张看护床是因为井川女士几乎卧床不起，也很难保持清洁，其中一台看护床被弄脏时，她可以挪到另一张床上去。而脏了的那张床，就由护工清理。房间放了两张看护床之后，剩余的狭窄空间就连两个孩子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儿子一直只能睡在衣橱里。这样恶劣的环境，他们一家住了八年。八年间井川一家真的过着地狱一般的生活。住所不仅房租贵，在四层且没有电梯，井川女士坐轮椅根本无法外出。由于没法出门，井川女士甚至有过1年不出门，只靠护工帮忙出门购物的经历。她已经很多年无法自己一个人生活了，别说是洗澡，就连吃饭都没法自己吃。

贫困家庭一般分为“单亲”、“病痛”、“孩子多”、“三代人同居”这4类情形。符合越多情形，贫困就越严重。井川女士一家除了“三代人同居”之外，其他的3条全都符合。

由于过重的房租负担，孩子们除了学校配的餐外，都吃不饱饭。她原本想，她就每天吃一顿也行，至少保证孩子们每天起码的生活所需，但她们的生活现实却是有时只能买1个面包3个人分着吃。残障年金和儿童抚养补贴不能并用，使得这些年他们生活极端困苦。说到生活的苦楚，她红了眼眶。分期支付的伤病补贴金的返还，至今仍未结束。

她一边因为生活环境的恶劣而对孩子们充满愧疚，一边又只能日复一日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身体不能动，人就会变得很消极。而且症状也确实很痛苦。很尖锐的疼痛。肩膀就像开裂了还被人拿硬物碾压一样疼，这种疼痛还会持续好几个小时。生活很是艰辛。但凡身体允许，她就会为孩子们做各种各样力所能及的事，给孩子们辅导功课。井川女士的儿子没上过补习班，却考上了都立初高中连读学校。那还是一所9个学科的综合成绩都必须满5分才能拿到保送名额的名校。而她的女儿现在也计划着备考东大。

受访时，她女儿在当地最好的高中读高二，儿子在当地公立初中读初三。半年前，井川女士终于抽中了已经申请了10年的公营团地，如今一家3口人就住在那里。好不容易才搬进这房租4万日元的公营住宅，她肩上的担子这才松了一些。以前真的是穷得连让孩子们吃饱饭都困难，最近终于能吃饱睡好，确保最起码的生活环境了。

井川女士的孩子很快要考大学了，但考大学的费用（包含第一年度的入学金）至少要准备万日元。这还是一毕业就直接考入公立大学的最低金额。这对于她现阶段的家庭收入来说，几乎是很难达成的一笔巨款。从经济上看，她们家今后的状况之艰难，简直难以想象。

人生在世，好像驾着一叶扁舟，在大海漂泊；当风平浪静时有种岁月静好的错觉。然而一旦遇到狂风暴雨甚至海啸，立马就会被掀翻到海里，直接溺水甚至溺亡。那些有先见之明和忧患意识的人，他们预见了这种可能性，所以为了不被溺亡，他们学习各种海上求生的本领和准备了各种应对这种情况的物资，以期遇到这种情况时有自救的能力。

人生路上，一时的风平浪静只是假象，狂风暴雨才是常态。当你沉醉于眼前的岁月静好时，你就像是毫无保护措施地站在悬崖边上，一阵猛烈点的风都能把你带到悬崖底下去。不要被眼前的岁月静好蒙蔽，要时刻保持有警惕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