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科研管理体制有很浓重的行政管理色彩，深圳湾实验室没有这样的历史包袱，在体制机制创新上更要敢为人先。我们的管理体制最根本的立足点，就是‘以科学家为核心’。”日前，深圳湾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全面解析深圳湾实验室的体制机制探索及管理模式创新。

深圳湾实验室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支持深圳在生物医药领域建设的重大创新载体。是第二批广东省实验室之一。

自年1月启动建设以来，深圳湾实验室已经设置了14个研究所/中心，课题组73个，近40名来自全球顶尖学府及科研机构的年轻科学家全职加入，实验室工作人员达人，其中83%是科研人员。

深圳湾实验室立足国家和地方重大需求，瞄准生命健康领域国际前沿课题，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采取自由探索，联合攻关和合作共赢相结合的整体策略，在平台建设、科研、成果转化、创新营运管理模式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效。

记者：您从年开始一直负责我们国家生物技术、生物医药健康的国家战略规划，现在也仍是国家生物技术专家委员会主任和健康保障科技工程的专家组组长。站在这样全国乃至国际视野上，您怎么看待我国当前生物医药领域的基础研究问题？

詹启敏：过去的科技成果转化有一种“拿来主义”，或叫“自来水效应”——拧开水龙头就可以接水，很少考虑水源在哪，水源会不会断，流出来的水会不会少，水质会不会有保障。

我们过去的基础性研究在支撑整个的科技创新链、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上，认识不足，资源配置也不是很够，搭建的平台不足。

在生物医药领域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医生临床开出来的西药，90%以上的最早知识产权都来自于国外。很多药我们可以生产，但要等别人的专利期结束之后才能生产，普遍来说是15到17年。在专利权保护时期的药物，从国外买进来，很贵。老百姓等不起，也用不起。

第二，大型医疗装备，像核磁、彩超、CT、手术机器人、微创医院里的设备，90%以上都是国外进口，国产的很少。

第三，临床诊疗上的标准规范指南，90%以上来自于国外。

这三个90%，说明我们在医疗行业里面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地位。如果这个情况不改变，远远不能解决我们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对健康、对医疗的需求，也很难建成健康中国。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因为我们基础性的研究比较薄弱，过去重视得不够，缺少优秀的人才团队，缺少大型的平台支撑，还有基础性研究的理念，包括评价标准、氛围、宽容失败等。

记者：深圳湾实验室在基础研究领域担负着怎样的使命？

詹启敏：深圳湾实验室年的1月6日正式启动建设，到现在建设已经两年时间。

未来，深圳湾实验室将成为深圳生物医药领域科技创新的强大引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解决国家重大科学问题。而且，建设深圳湾实验室，我们有良好的基础资源可以进行整合，这里有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大学、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清华大学、中科院深圳先进院，还有多个科技创新企业，如华大基因、迈瑞等。另外深圳市政府在资金、建设空间、管理政策等方面给予了非常充足的资源配置，让我们可以引进一批国际国内的优秀人才。

记者：深圳湾实验室在国内科研机构中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在国际上，我们的对标的实验有哪些？

詹启敏：目前，实验室还处于初创快速发展期，由于生物医药科学的特性，实验室需要在各个方面准备好，就是搭建好平台“筑巢引凤”，估计还需两年的时间达到一定规模。

从实验室建设的模式来讲，我们认为目前在国内还没有。我们在一个大的研究平台上，把聚焦生物医药的重点问题都放在上面，深圳湾实验室实际上是一个研究院，下面是研究所，再到下面是实验室，我们以建设国家实验室的目标定位和要求去推进相关工作，这样的一个模式建设在国内还没有。

创新之道，惟在得人。实验室在引进人才的速度和质量方面，在全国范围内都是领先的，应该来讲我们是比较有信心的。在平台建设方面，我们的管理运营机制非常符合科研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的规律，能最大发挥人才的作用。综合来讲，在全国生物医药领域，实验室在这些方面是走在最前列。

就对标国际上的实验室来说，其实国际上没有一个完整的生物医药实验室，因为生物技术在过去并不像今天这样被科学界、社会及决策者重视，当时美国和一些国家在生物领域没有这样的布局。

目前来讲，我们并没有完全复制某个实验室，我们的模式还是比较新的。我们希望博采众长，把国内外知名实验室的优势整合在一起，也希望做一些探索和尝试。我想再过两年，深圳湾实验室的整体水平会有一个肯定的回答。

记者：深圳湾实验室的建设目标、思路、定位是怎样的？

詹启敏：我们的目标很清晰：

第一、按照中央的要求建设国际科技创新的高地，成为具有国际重大影响力的一流生物医药创新高地、人才集聚的高地。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一流人才、一流的管理机制，一流的成果，同时具有重大的国际影响力。

第二、成为深圳、大湾区乃至全国生物医药发展的强大的支撑引擎，强大的引擎平台又能够吸引国内外的优秀人才来这里发展。

因此，我们发展目标是瞄准生物技术的国际前沿，对标国际一流的科研院所和高校。对标但不复制，我们要走出自己的一条创新路。

在定位上，生物医药各个方面的发展很多，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有所为有所不为，形成我们的优势，形成我们的切入点。重点围绕生命信息、创新药物、医学工程这三大块。

在工作定位上，我们将聚焦重大慢病，包括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糖尿病、代谢性疾病、出生缺陷等等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问题。聚焦新发突发的传染病，为大湾区的生物安全、公共卫生安全提供科技支撑。

在发展路径上，首先，围绕实验室的科技定位、发展方向，集聚一批志同道合的高层次人才。其次，通过我们的工作机制、人才机制，招聘一流的人才，特别是中青年人才。第三，搭建平台，其中人才是核心。

记者：深圳湾实验室在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有什么特色？

詹启敏：实验室的管理机制，首先是理事会，理事会由市政府相关的职能部门和专家，包括在深圳的高校科研院所组成。理事会来管理，包括任命实验室主要的领导、实验室重大的科学方向、实验室预算，还有一些重大制度的建设都要通过理事会。这是第一个。

第二，我们实验室有一个高水平的学术委员会，由来自于国内外领域的知名专家、国内外一批院士专家组成。我们每年会把整个工作向学术委员会进行汇报，他们也会从学术层面上进行指导和帮助。

第三，战略咨询委员会从战略层面上对实验室重大战略布局、发展的方向、定位目标确定发展思路。

此外，实验室在推进科学研究过程当中也分不同的层次。

首先是开展自由探索。我们引进的专家，都有一笔一个时期固定的科研经费，在明确他的研究方向过程中，给他充分的空间，让他开展自由探索。由他自主选题，以其兴趣作为主导。我们鼓励这种自由探索跟国际前沿对接，与国家的需要对接。

第二，我们也安排重大任务，主要围绕国家的重大需求，围绕卡脖子技术问题，我们组织核心力量，组织跨学科的合作，来共同承担重大任务。

第三，推动学科的交叉研究融合，鼓励交叉融合。

另外，实验室通过开放性课题，通过实验室和深圳相关科研院所、高校、医院的合作，利用外部资源，利用我们的优势研究队伍的平台，来进行开放性的课题。

在课题设置里面，我们鼓励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承担广东省、深圳市的科研项目。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引进人才里面，刚刚谈到高层次的人才，一方面是引进高层次的学术性人才，同时也注重引进具有创新能力、工程技术的人才。这些人才，有利于我们把一些前沿的科技成果迅速转化，推动产业化。

记者：像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科研机构实力雄厚，您为什么会来深圳工作？

詹启敏：我和我的一批朋友选择来深圳，本身就是因为深圳特区的魅力。改革开放40年，深圳作为中国的一个窗口吸引全世界瞩目。我们一直特别欣赏深圳的科技创新活力。尽管深圳在生物医药、基础研究、教育等方面还需要积淀，但是深圳因为独特的文化、活力，可能会在比较短的时候内，完成别人百年走过的路程，这一点我感觉还是有信心的。

此外，深圳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生物医药，在全国来讲应该是力度最大的。我们不是以投入经费多少来衡量，而是解读市委市政府的决心、战略布局和定位，携手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建设深圳湾实验室。

记者：您自己用一两句话概括，对于创新的理解。

詹启敏：我在给学生或者青年科技人员提过八个字：科学立志，艺术修身。对有志于要成为科学家的人，科学是你的志向，是你一辈子奋斗的是目标，要有奉献精神，有吃苦耐劳、攻艰克难的精神，艺术修身是一个综合素质的培养，包括科学的精神、人文的精神，要热爱科学，热爱生活等。

对于生物医药专业的科研人员来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无论是在临床看病，还是在后方研究药物，都要明白这一点。（深圳特区报记者王欣闻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