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规模工业制造时代，亚当史密斯将牛顿式思维模式运用到经济学领域，创造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后工业时代，当今世界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企业本身的预测控制本能，要求企业有更加灵活的应对复杂环境的思维模式。

后工业时代、知识大爆炸、人工智能替代人……当这些曾经的“未来”已来，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像是一个“液态的世界”，“所有的东西都在不断地流动，不断改变和升级，变成另外的东西”（凯文·凯利）。硬件在变成软件，有形的在变成无形的。我们这些长期在企业一线的管理研究者，常常会感到理论的捉襟见肘——用传统管理理论已越来越难以解释动态和变化，我们对实践的认识普遍滞后于实践。也许正如牛津大学教授、量子式管理提出者丹娜·左哈尔所指出的，在不确定和质变时代，我们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思维。要革新我们旧的思维体系，从头改变，换一种思维看世界。

但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去研究量子科学本身，以及它与管理的关系。因为到目前为止，正如物理学家费恩曼所说的：“我想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没有人真正理解量子力学。”但是科学家也承认，量子理论“它很奇怪，但它是对的，而且非常重要”。我们只是试图打破认知局限，跳出工业时代的理论窠臼，用量子理论的基本原理和量子思维去看待后工业时代的管理问题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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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新挑战：如何基于未来看未来？

今天，不确定性和破界、自组织、创新驱动一起，成为企业管理命题中的关键词。在这样的一种趋势下，无论是在企业管理实践中，还是在理论研究探讨方面,对人的认知理论,对人与社会、人与组织的关系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深圳的光启科技是一家创新性的企业，在华夏基石为其提供文化和价值观管理咨询时，我们就共同遇到一个挑战：诞生于工业时代、在相对稳固的秩序下建构的组织模式和管理思维，似乎已难以支撑一家创新驱动的技术型企业在质变与不确定时代的经营与发展。

光启科技的信仰是“改变世界的创新”，追求建立颠覆式创新的生态系统。这家企业的几位创始人都是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他们所要打造的组织，所要构建的商业模式，并没有可直接借鉴的样板。这样的一家以创新为核心的高科技企业，应该有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有什么样的组织形态，要有什么样的人才机制？显然已经与我们起草《华为基本法》所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从组织的模式到组织的结构与功能，都要进行颠覆式的创新。光启的创始人刘若鹏博士也提出来，通过制定《光启颠覆式创新操作系统》（光启基本法），不仅是要完成对光启未来发展的系统思考与顶层设计，更是为了找到高科技企业未来的创新与人力资本的发展之道。

这样一家定位于“来自未来，改变世界”的高科技企业，我们不能再沿用过去的那种思维，即基于过去看未来，而是要基于未来看未来。

我们在跟这些新生代科学家型企业家交流的时候，深切感受到我们自身固有思维模式的局限,发现他们的很多思想来自于量子思维。比如说光启在它的“颠覆性创新系统理论中提出了产品与市场的二象性原理，组织行为的能级最低原理、能级跃迁原理、测不准原理，提出管理的“裂变和聚变”，用互联网实现“小熵管理”，通过扁平化管理模式，减少熵增的饱和度，通过信息化管理降低熵增的速度，等等。这些表述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思维的改变，即从原子思维到量子思维。

张瑞敏图片来源：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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