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近两个月的疫情中，一则视频曾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夜幕降临，被封控小区的居民推开窗，从点亮的窗子里向外嘶吼、呐喊。声浪此起彼伏，在垂直林立的楼宇间传递反射。

叫喊声所承载的意义或是愤怒，或是孤独、烦闷乃至单纯的宣泄。而这一幕，也成为疫情下大众情绪的缩影。

传染病大流行带来的，不仅是公共卫生危机，也是社会心理危机。

据WHO统计，在新冠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虑和抑郁的发病率就大幅增加了25%。

《柳叶刀》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仅在年，全球重度抑郁症的病例就增加了万，其中超过万是女性。

最大的受害者是儿童与年轻人。对于庞大的青少年群体而言，被疫情笼罩的两年，占据了他们最为重要的成长阶段。他们被要求待在家中，缺乏社交活动和户外运动的童年和青春期，在这些年轻人心理上所造成的影响，远超我们的想象。

这场持续了2年多还将继续持续下去的大流行带来的不确定性，已从四面八方包裹住人们的生活，造成长远而隐匿的心理创伤。

不仅如此，在所有的人都焦虑时，有些人则会更焦虑。如果将国人的心理承压能力视作一条正态分布的曲线，那么本就处于左端的脆弱群体，在疫情的冲击下更是摇摇欲坠：

这其中，包括那些濒临崩溃却难以言说的底层劳动者、职业耗竭与应激障碍下的医务工作者、自伤与自杀率不断攀升的青少年、以及那些本就受精神类疾病困扰的患者……

处于崩溃边缘的人们

4月8日，小区被封控的第10天，外面下着小雨，出租屋里没舍得开灯，昏暗的餐桌一角，一直赋闲在家的李想两眼放光地开始向家人夸海口，说自己银行卡里有好几百万，要回江西老家结婚办酒席，买房买车买钻戒……

“他肯定是又出现幻觉了”，李想的妈妈被吓坏了，经常和李想聊天的朋友们也感到了这种害怕，李想肯定有些不对劲。

去年国庆节，从江西老家出发，单亲妈妈李敏搬家到了上海松江区的这个出租屋里，与打工多年的儿子李想同住。后来，李想的弟弟也过来跟妈妈哥哥汇合，他准备也在上海找个工作，指望着兄弟俩互相帮衬，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扎下根来。

李想个子很高，身材消瘦，是一个车队里的货车司机，负责往附近镇子上的公司运输重物。工作中，除了开车，他还得帮忙搬运那些沉重的货物，起早贪黑的体力劳动令他疲惫不堪，每次深夜下班回家后，他草草吃过母亲准备的晚饭便上床睡觉。

但日子是有盼头的。这个年近30岁的单身汉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每月有8千~1万元的收入进账，能养活妈妈和弟弟。

然而，疫情改变了这一切。封控突如其来，没有通行证，车都不能上路，这也就切断了李想的收入来源。手里有几万元的积蓄，但要交房租，要买一家三口的粮食，只有出项没有进项，这个三口之家支撑不了多久。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在家里无事可做的李想，压力越来越大。

症状从一次争吵开始浮现。因为突然想买一部新手机，李想和李敏拌嘴，随后嚎啕大哭。李想觉得自己为家里付出太多，应该得到犒劳，但却被李敏阻拦。李敏认为，等解封了再买也不迟，儿子也许只是觉得受了委屈，便安慰几句作罢。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的是，那次争吵之后，李想的状况急转直下，他开始不停地念叨着自己要翻墙出去办事，怎么都拦不住，李敏开始隐隐担心了，她委托居委会请医生来看病。结果，李想被诊断出双相情感障碍。

服药一周，李想的情况却是每况愈下，甚至出现了前面幻觉的一幕，他要回家办酒席，李敏叫他醒醒，“但他醒不过来了”。

“我的儿子一直都很乖巧懂事，为什么突然会得精神病？”李敏不明白。

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唐伟看来，李想的案例很典型，他代表着一个最容易被忽视的群体。

与上海类似，温州也有大量外来务工人口。疫情以来，唐伟接诊过很多外来打工的患者。

他告诉八点健闻，“这些居住在城中村的底层劳动者，疫情一来，被封控在不是很熟悉的地方，出不去，也没有收入，他们的压力是最大的，时常处于崩溃边缘，却不知道去哪里找心理医生、如何宣泄。”

只有在症状显现时，这个边缘群体的脆弱才能被人知晓。唐伟医生接诊的患者常常已出现急性应激障碍，被家人医院来。

急性应激障碍的症状包括吵闹、幻觉、出现被害妄想等。如果没有及时接受治疗，病情会加重，甚至伤害自己或伤害他人。

医院工作的家庭医生赵斌也遇到过一位情绪激烈的女孩小米，她不愿意做核酸检测，且死活不肯离开方舱。

小米二十多岁，从南部省份来到上海打工，因为感染新冠，她租住的房屋已经被房东收回，老家的社区也不愿接收。如果核酸转阴，她将无家可归。

“我们出了3个医生才把她摁住做核酸”，赵斌说，“没办法疏导。这是生活问题，没地方赚钱，没地方住，我如果疏导她，不是在骗人吗？童话是吃不饱肚子的。”

看着这些病人的崩溃，赵斌有时也会回想自己——每日的排班从早晨6:30开始，到次日中午12点结束，共计31.5小时。

不过，赵斌深知：自己还不是最忙的。他告诉八点健闻：上海在封控前期进行大规模居民网格化筛查时候，有些同事凌晨一两点下班，凌晨六七点钟又去上班，日复一日。

“这份工作远远超过了身体能够承受的极限，做心理疏导也没用。”赵斌只能不停地对自己说，不能崩溃，千万不能崩溃。

医院有多位患者，由3位医务人员负责所有人的核酸检测及其他医疗保障，一旦有一个医务人员离岗，就意味着剩下的同伴要承担更加繁重的工作。

“上海医护抗疫关爱心理热线”的心理咨询师秦海告诉八点健闻：“一般来说，医生护士是很节制的，他们自己但凡还没有到失控的程度，也不会前来求助。向我们求助，一定是到了医护们自己也无法抵御的时候，情况比较严重了，感觉到失控了。”

在秦海他们接到的电话中，有深夜哭泣的护士，向心理咨询师们哭诉自己对孩子的愧疚。那位医院值班，留下正上初中的孩子一个人在家。她觉得自己无数次的想“辞职不干了”，又无数次把自己拉回来继续照护她的病人。

精神科的护士也会拨打秦海他们的电话，那个护士告诉秦海，他们现在1个医生3个护士，照管着90个精神障碍患者，“精神压力太大了，受不了了……”

伤口

新冠肺炎疫情这类传染病，对人类精神心理健康的影响，至少要持续20年以上——医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陆林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一个观点。

世界卫生组织的科学简报也曾指出：“在COVID-19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虑和抑郁患病率大幅增加了25%。”然而，即便对这个数值，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说：“我们现在掌握的关于COVID-19对世界精神卫生的影响的信息只是冰山一角。”。

“焦虑和抑郁贯穿疫情变化始终，但是在疫情早期，由于对病毒了解不多，无论是医务工作者还是大众，焦虑和恐惧情绪占主导地位；随着疫情发展至今，大家则更多的会因为疫情带来的其他社会问题——比如失业、经济压力——陷入抑郁情绪中。”医院医生孟繁强这样告诉八点健闻。

年，孟繁强曾支援医院，为其中的医患提供心理支持，近两年来，通过自己的门诊，这位医生也在持续观察就诊者的情绪状态。

社交减少、经济压力、恐慌与焦虑，孤独与抑郁，新冠肺炎大流行让越来越多人的生活失去控制。而对于那些处于疫情风暴中心的人来说，反复叠加的印记最终会变成精神世界里一个血淋淋的伤口。

时间倒退回年的武汉疫情时期，不少人都记得一个视频，那是一个跟着殡仪车边跑边哭喊“妈妈”的女孩，她的母亲死于新冠肺炎。

社交媒体的快速传播，一个个具有冲击力的影像资料在互联网间不断地交换传递。不安、悲伤、焦虑、恐惧笼罩在了武汉这座城市的上空。这个视频给不少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而那个女孩的遭遇正是在疫情风暴中心，遭受巨大精神创伤的人们的一个切面。

至今，武汉仍然是全国佩戴口罩率最高的城市，无论是在室外还是室内。一位武汉地区的心理咨询师描述说，疫情破坏了很多武汉人心中的安全感，口罩对于武汉人来说成为了精神上的必备品，象征着保护和安全。

去年2月，陆林团队在Nature子刊发表研究指出，与洪水、重大创伤性事件（如恐怖袭击）等等相比，传染病大流行之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综合患病率最高，在他们的研究中，这个数值为22.6%，几乎5个人中就有一个。

这些PTSD是精神伤口的外化，其特点之一是：闪回。对于患者，与创伤有关的情景和内容可能会在脑海中像电影一样不断反复和重演；另一方面，患者又会在生活中极力回避与创伤经验有关的事件或场景，甚至如同失忆般回想不起当时的细节。

长期持续的痛苦、恐惧与紧张之下，如果没有正确采取相关干预，一部分症状会令PTSD患者在社交或工作场合以及人际关系方面遇到一些严重问题，严重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因而，很多情况下，遭受PTSD的患者会面临更高的自杀风险。

疫情结束之后，集中在武汉本地医护工作者身上的创伤开始集中爆发，大量出现噩梦和闪回，病人插管的画面、各种电子仪器的响声不断出现在眼前，回响在耳边。有一位医护医院就会双腿止不住地颤抖。

一位武汉疫情时时期的本地医务工作者向八点健闻回忆说，自己在武汉疫情结束后不久，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睡眠障碍，每天只能浅睡3到4个小时，性格也变得暴躁和脆弱。与朋友一起吃饭，经常会因为无意中谈到前期抗疫工作中的一些细节而突然崩溃，在大庭广众下无法控制地落泪。然而时隔两年，让她再次回想当时的经历，她只是沉默的想了一儿，轻轻的说了一句，“我不记得了。”

去年2月，自然杂志子刊的一篇论文介绍了年初武汉疫情暴发后的三个月内，武汉市和中国其他地区的超额死亡率情况。

在那三个月里，武汉市内因自杀导致死亡率为11.7每百万人，而结合既往经验推断的预计平均死亡率仅为7每百万人。

这意味着，在疫情暴发的三个月里，自杀导致的死亡率比预计提高了67%以上。而除武汉市外湖北省的其他地区因自杀导致的死亡率（32.2每百万人）也比预期（19.9每百万人）高了不少（62%）。

疫情越严重的地方，心理危机也会越严重。自杀虽然是心理危机的极端情况，但也从侧面说明这与学界的认识相匹配。

不过，医院主任医师童永胜表示，对于疫情下的绝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未受到疫情严重影响的人，疫情带来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多是一过性的。

然而即便如此，来自武汉的心理咨询师王云燕认为，承认个体经受的创伤和疼痛是非常重要的，“承认意味着告诉经受者，这不是你的错，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了你的体验和遭遇。”

下一步，则是在不评价的前提下接纳和抱持，接住经受者的情绪，给他们安全感。经受创伤者也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一些事情，比如成为抗疫志愿者，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支持，既与他人产生连接，又能提升个人价值，产生正向循环。

王云燕觉得：“痛不可能消失，但是我们要带着痛，去看到黑暗中的那一束光。”

在疫情中长大

世界银行副行长英德米特·吉尔写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新冠疫情造成了三方面影响：一是新冠肺炎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二是人们因就业不稳定和贫困而遭受苦难，三是本应到校上学的儿童和年轻人被要求待在家中。”

大流行的两年多时间里，最大的受害者是儿童与年轻人。对于庞大的青少年群体而言，疫情的日子，占据了他们最为重要的成长阶段，这段时光，对身处成长阶段的这一群人在心理上所施加的影响，或许远超我们的想象。

早在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曾发布过一份描述疫情期间儿童遭遇的调研报告——《被颠覆的生活》，报告显示，疫情期间，求助热线收到的有关儿童在家中遭受暴力和虐待的电话数量激增，部分儿童患上抑郁症，甚至企图自杀。

江西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王挺研究小组的一项针对本省多名高中生的调查中显示：疫情后的青少年自杀意念报告率（38.88%）比疫情前相关研究中中学生的自杀意念的检出率(23.9%)几乎高了一半以上。

虽然多位专家提醒：自杀意念并不等于自杀，但考虑到自杀是10至14岁儿童和青少年的第三大死因，这些情况仍然值得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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