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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

张伟是北京大学的一名本科生。考上北大后，他成了高中母校和整个家族的骄傲。头顶“北大学生”的光环，张伟和家长出门遇上熟人，一定会有几分钟的时间，所有人的焦点都汇聚在他身上，不遗余力地夸赞他。

张伟来自南方内陆省份。他就读的高中是市里最好的高中之一，但每年考上清北的学生也保持在个位数，少的时候可能只有一两个。升学宴上，有位亲戚说了一句让张伟印象深刻的话，“我吃了这么多次所谓的状元酒，就只有你们家这个是真的状元。”

但北大的光环并没有给张伟带来实实在在的快乐，却让他感受到了愧疚、压力和痛苦。

张伟不止一次想过，如果不读北大就好了。如果高考没有多考那三十分，进一所和自己实力相当的大学，也许他还能轻松地做那个自信的年轻人。

张伟是超常发挥压线进入北大的。

整个高三，他徘徊在年级前20名，成绩好时也冲到过年级前几名。但那年的高考卷子特别适合张伟这样排名头部的学生在冲刺时弯道超车——卷子整体太简单，拉不开差距，压轴题又太难，大家都答不上来。拼的是仔细、不丢分，以及压轴题多拿步骤分。

高考答题的技巧，所有老师都会讲，比如题做不出来不代表拿不到分，可以去写过程、做分析，拿步骤分。张伟把这个战术细化到平时的训练中。他从不盲目刷题，做完一道数学题，他会分析如果考试碰到这种难度的题，要怎样处理才能在最短时间内拿到最高分。

这些思维训练，在考场上帮助了张伟。高考数学，在两道压轴题没有答完的情况下，他拿了分。

压线进入北大，虽然张伟对高手如云的学习环境不是很有信心，但想到自己既然能考到这个分数，还是有实力的。努力些，多花点时间学习，肯定可以弥补差距。张伟一直都知道自己可以比别人花更少的时间，达到相同的学习效果。他对自己的学习效率非常有信心。

但在北大，面对一群比他优秀、比他聪明、还比他努力的同龄人，张伟第一次感到力不从心。

有一个河北的同学，保持着和高考时一样自律的作息，像一张行走的日程表，雷打不动地学习。还有一些同学每天花很多时间在学工、学生会，参加社团活动，生活多姿多彩，但成绩依然特别优秀。

张伟发现那些来自教育水平高的省份的同学，他们的优秀不仅体现在成绩上，而且几乎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有一个沿海省份来的同学，拿过奥赛金牌，参加钢琴比赛也能拿奖，会弹那些高难度的世界名曲。相比之下，张伟曾经四年的学琴经历，更像是玩票。

第一次受到冲击，是一次化学随堂小测。题目很难，张伟只拿了70多分。有一个来自大省超级中学的女生拿到卷子一脸苦涩，说自己考得不好。张伟还主动安慰她。但女生看到张伟的成绩，又看了他一眼，没好意思告诉张伟自己的成绩，直接走了。后来张伟从其他同学那得知她考了92分。张伟说，“当时心里落差特别大，怀疑他们和自己上的不是同一节课”。

一道无法靠努力去填平的智力、天赋和眼界的鸿沟，横亘在张伟和他的同学之间。而张伟自信心的彻底溃败是在物理课上。

物理老师讲课太快又太笼统，张伟听课像听天书一样，完全跟不上节奏。比如老师会花半节课讲概念，紧接着两个概念之间出现一个公式，然后讲这个公式推导的一系列数学过程，就结束了。但物理比较厉害的同学都说老师讲得好。

那门课的助教是物理学院的研究生。解题时，助教会说，“这个题很显然是这样去推导”。但，哪里显然，为什么这么推导，张伟不懂。可学霸们不但听懂了，还会在课后追加更深入的问题，有时张伟连他们问的问题本身都无法理解。

课后，张伟疯狂地看书、看PPT，但还是看不懂，或者说一时之间看懂了，第二天就忘了。理科知识，如果不能完完全全理解、串成知识网络，硬记很难。就好像搭一座纸牌屋，每张牌都在晃动，要是忘了放好其中任何一张牌，整个纸牌屋就会倒塌。

有段时间张伟想，既然花了时间也学不会，倒不如不学，躺平做一条咸鱼。真正躺平后，张伟又感到前所未有的慌张。从小到大都是年级前列，他无法放下内心的执念和傲气，安心地当吊车尾对张伟来说，比努力学习更难。

更重要的是，“北京大学”这四个字的光环让他不敢止步。他特别害怕让家乡的老师、朋友和亲戚们失望。他说，那个时候的自己，“像一台已经没有汽油的汽车，却依然被人踩死了油门试图加速”。

失控

在北京大学的整个大一期间，张伟最开心的事情，是加入了北大的红会和青协。他每周会花一到两个下午去校外做志愿者，真正帮到别人的感觉，让他感到踏实和开心。

但学习实在是占用了他的太多时间，张伟逐渐放弃志愿者活动，也停止一切其他活动。只要没课，他就泡在自习室里。到达了努力和智力的极限，他的成绩却更差了。

整个学生阶段，包括高考在内的所有考试对张伟而言，都是有掌控感的事情。但进入北大后，张伟逐渐失去了对考试和成绩的控制。

大一下学期期末考试，高数和物理两科连着考。张伟考完数学那天通宵复习，疯狂看书。40多个小时高强度作战，但最后物理低空飞过及格线。

大一入学前，张伟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排名年级前30%或者20%，大一上学期，他排名年级前35%，到了大一下学期，他的成绩只排到了年级前70%。

一分耕耘不再有一分收获。

张伟陷入一个走不出来的死循环。过度的焦虑导致学习效率下降，结束一天无效的学习，想到其他同学又学了多少，又把自己甩开了多少，导致了他更深的焦虑。

张伟隐隐意识到自己的精神状态不对。大一暑假，他和朋友嗨玩了一阵子，想通过一些极限运动释放压力。暑假结束，他以为自己调整好了，但后来知道那只是假象。

大二一回到熟悉的校园环境，所有的压力、焦虑全部往回涌，甚至比之前更严重。一个月之后，张伟发现自己的情绪失控了。

他会突然陷入抑郁，仅仅是因为正在写作业时笔掉了，或者因为把杯子里的水洒在了桌子上，这些日常的小事让他自责、焦虑、丧气。他不知道该做什么才能让自己开心。

那段时间，早上醒来，张伟就感觉疲惫，什么都不想做，不想起床，不想上课，不想吃东西，不想喝水，不想上厕所，就想在床上躺着。有一个周末，他真的在宿舍躺了一整天，一直到天黑，逼着自己下床吃饭。没想到，下床后，他的第一句话是“我好累”。

而与抑郁相反的，他有时又会突然亢奋，从早到晚不停地讲话。张伟是一个内向的人，一般不会主动跟人搭讪。但是在那些时刻，即便旁边那个人跟自己完全不熟，他也无法忍受超过5秒的沉默，会主动搭话，讲到停不下来。

下定决心后，张伟独自去北京六院做了检查，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即躁郁症，病症和他的表现一样，在狂躁和抑郁两个状态之间来回切换。拿到结果，张伟的第一反应却是，“我果然不正常”。一段时间以来独自承受的绝望和压抑终于找到了出口。医生告诉他，他有问题，那至少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被确诊之后，张伟反而看到了希望。他查了很多和躁郁症有关的资料，按时吃药，每两周复查一次。确诊后，他前后一共吃过四种药，氟西汀，喹硫平，丙戊酸镁和奥沙西泮。

药效对病情的控制是缓慢的。张伟还是会时不时陷入焦虑。考试成绩不好引发的对未来的焦虑，成了他挥之不去的念头，他的脑袋里装了太多的“如果”——如果毕不了业怎么办？如果不能读研怎么办？如果找不到工作怎么办？

有一次上完课回到宿舍，张伟又发现自己陷入焦躁，感到脑子里有两个小人，一直在吵架，快要被吵死了。张伟必须让自己安静下来，他需要时间去复习。最后张伟找到一种快速让自己冷静下来的方法——自残。

第一次，他用刀划自己的手臂，伤口不深，他没有感到疼痛，但看到血渗出来，流下来，仅仅是那个过程，心里面的杂念消失了。

以后，每次脑子里的小人吵到不可开交，他就用这个方法。用刀划手臂，看到血留下来，世界都安静了。

就像药物上瘾一样，最开始划一下两下就好了，后面就开始越划越多，一直到左手手臂全部都是刀疤，甚至找不到地方下手。为了防止别人看见，那阵子张伟出门都穿长袖遮盖。

复查时，医生给张伟加大了药物剂量，但收效甚微。看着手上密密麻麻的伤痕，张伟决定告诉班主任。班主任为他办了缓考。她特别理解张伟，因为她也有过相似的经历，也来自小城市，体验过相同的落差，因此休学过一年。

当班主任把“休学”这个选项摆在张伟面前时，他却拒绝了。他怕休学耽误时间，而且一旦休学，就不得不和家长坦白自己的状况。

一直到那时，张伟都没有将他的病情告诉父母。

坦白

这是张伟从小养成的习惯——身上发生的事，除非到兜不住的地步，否则不会告诉父母。

张伟的父母一直很忙。他们从未让他在物质上有过缺失，却无法给他足够的陪伴。小时候，整个周末经常只有张伟一个人在家。那时候父母吵架，还是孩子的张伟特别想知道为什么，父母只告诉他“小孩不要管”。小孩的想法很简单，“你们不想让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也不想让你们知道我身上发生了什么。”

父母并不严厉，相反，他们很开明。对张伟的要求，从来都是“尽力做到自己的最好”，而不是某个年级排名。成绩稳定的情况下，他们给张伟足够的自由度，不强制要求周末必须在家学习，也不规定每天必须学习多少时间。

但作为中国家长，高考之前，和孩子的交流必然是围着学习和成绩转的。这给张伟造成了错觉，以为父母在意他的成绩高于一切。

一旦在学习上失败了，他的整个人生就失败了。他甚至可能会失去父母的爱。

张伟一直背负着这个假想独自前进，一直到他向父母坦白后，才发现自己误解了他们。

接受治疗一个多月后，情况没有好转。在班主任的劝说下，张伟给父亲打了一通电话。

那是一个周五，张伟特地找了一条没有路灯的僻静小路，最开始，他还是故作镇静地描述自己的状况，他不想在父亲面前表现得太脆弱。但讲到情深处，他还是崩溃到大哭。

张伟对父亲说，“我特别害怕让你们失望，我进了一个那么好的学校，但是我的成绩却特别差，觉得自己很废，特别怕万一我毕业以后找不到好的工作，不能出人头地。”

张伟的父亲是80年代末的大学生，是那个年代的高知人群。在张伟眼里，父亲优秀、自律、做事专注，一直是自己的偶像。他从小就希望自己长大之后，也能像父亲一样成功。

第二天下午，张伟的父亲就飞到了北京。他们找了间学校附近的小饭馆吃了顿饭。父亲安慰张伟，成绩好坏不会改变他们对张伟的评价。相比健康，成绩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一开始张伟根本不信，成绩怎么可能不重要。成绩太重要了，它是过去十多年家庭交流的核心问题，是张伟生活的重心。

张伟问父亲，如果成绩太差了，读不了研，怎么办？如果成绩再差一点，毕不了业怎么办？在这之前，考不上研、毕不了业、被退学；这些假想对张伟来说像是一个深渊，一想到有这些可能性，他都感到头皮发麻。

父亲说，“读不了研就做其他工作，没什么大不了。毕不了业的情况虽然很不理想，但如果真的发生了，那就毕不了业呗。那么多高中文凭的人也过得挺好。”

这是一个张伟完全没有预料的回答。他一直不敢告诉家人，是怕一旦摊牌，自己“废柴”一样的状态会让父母失望。

父亲的这些话，解开了张伟的心结。

张伟形容，“就好像我站在一个悬崖边上，非常害怕掉下去。我爸那几句话虽然没能帮我离开悬崖，但他给我兜了一个底，他让我知道我不会掉下去，就算掉下去，底下也有一张他帮我编织的网，我不会摔死。有退路，对当时的我来说，太重要了。”

和解

离开北京前，父亲为张伟找了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和药物，以及父亲的话，帮助张伟缓解了部分的焦虑。但精神疾病的恢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时间。接近期末，张伟需要做个决定，休学还是准备复习考试。

张伟又陷入了矛盾。

整个学期都在和躁郁症纠缠，张伟已无力应付高强度的期末考试。但他又担心，万一休学后，状态并没有调整，时间就白白浪费了。

父亲告诉他，活在当下。“如果当下无法以正常的状态参加考试，那就休学。万一一年后无法调整过来，大不了再休学一年。人生就是这样，你得做了才知道能不能成功。甚至有时成不成不由你决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光是现在，以后工作了，面对这种情况会更多。”

张伟最终办理了休学。远离压力源，病情终于逐渐得到缓和。静下心来，回顾自己在北大的学习状态，张伟用了一个词，“内卷化”。

这是一个社会学的词汇，应用在北大学生的学习氛围上，大意是：大家都越来越努力，越来越累，但绝大多数人的收获并没有增加——努力变成了对内倾轧，而没有产生新的价值。

比如某一门课，期末要交一篇论文，字数要求是不低于字。正常情况下最多写字。但是一些学霸，真的很认真对待这个论文，可能写出1万字甚至2万字的报告。

然后，紧随其后的一部分同学意识到危机，哪怕自己的内容没学霸优质，也要在字数上表示对课业的诚意，这部分人就把字数加到了七八千字。最终，出于对分数的隐忧，所有人都被“卷”进去被迫堆字数，很少有人敢真正按照字的要求去完成作业。

北大汇聚了最聪明的脑袋、最强意志的学生，学霸中的学神、强者中的王者，互相压迫、追赶，每个人都很累，但没人敢停下来。

生病之后，张伟对身边的同学更加敏感，他发现了好几个和自已一样处于焦虑状态的同学。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对本校学生每年提供6次免费的咨询服务，也有24小时的危机干预热线。张伟发现自己状态不佳时，曾去预约心理咨询，但排了两个月的队，才真正预约上。

有一次，张伟在知乎上看到一个北大毕业生的一句话，印象深刻，那个毕业生写道，“从北大毕业之后，我才逐渐意识到原来我是个普通人，在毕业之前我都以为自己是个傻X”。

张伟说，“北大的人大部分都自命不凡，但是当一堆自命不凡的人在一起，就一定会有人受到打击，我就是受到打击的那个人。”

休学后，父母一直在帮助张伟减压。

他们给张伟的建议是：以毕业为目标，拿到学位证和毕业证，其他都不重要。哪怕挂科，只要补考过了就行。

张伟慢慢开始接受自己，承认与别人之间的差距，明白人生不只有一种出人头地的活法。

“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过法，虽然在北大受挫，但如果毕业后愿意回到家乡，比如做一个高中老师，那我肯定也是老师里的佼佼者。”

给自己找到一条退路后，就多了一个底，张伟发现自己对未来没有那么慌张了。

注：文中张伟为化名

作者周屿，自由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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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末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