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释清楚四个阶段的着眼范围，并揭示“转变”这个奇怪的术语的含义，我们必须首先考虑那些在其他阶段没有占据任何地位的人类心理需求。换言之，我们必须确认还有什么东西比作一个正常地适应社会的人更令人心仪或使人更进一步。没有什么比做一个正常的人更有用或者更合适；但是“正常的人”这个观念本身就暗示着局限于普通人之中--适应的观念也是如此。

如果适应社会对一个人来说仅仅是孩子的游戏，那么它就对他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对于那些知道怎么把每件事都做对的人来说，总是这样做真是太无聊了，而那些总把事情弄糟的人心里却怀着一个秘密的渴望，就是在遥远的将来能够做对一次。个人的需求是不同的。可以使一个人解放的东西，却是另一个人的牢狱，就比如正常和适应。

尽管生物学上断言人是群体动物，他只有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存在时才是健康的，但是我们观察的第一个病例就会推翻这一论断，并且证明人只有在过着非正常的、非社会性的生活时才是健康的。实践中的心理学不能提供普遍有效的处方和规范，这真是一个巨大的不幸。有的只是一些个人的病侧，这些病人的需求截然不同-太不同了，以至于我们确实不能预见一个特定病人会遵循一条什么的道路。因此医生明智的做法是抛弃一切过早得出的结论。

这并不是说他应该抛弃所有的结论，而是说他应该把任何特定病例中的结论看作是假设性的。然而，指导或者说服病人并不是医生的全部任务；他还必须向他表明医生怎样对病人的特殊病例作出反应。因为尽管我们可能迂回曲折，但是在非个人化的、职业化的治疗的框架之内，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个人化的。

治疗是相互影响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病人和医生这两个完整的人都起着一定的作用，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改变这一点。在治疗当中两个主要的因素走到了一起-也就说，这两个人谁也不具有固定的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他们的意识领域也许都清楚地界定了，但是他们带来了无限延伸的无意识领域。由于这个原因，比起医生怎么说、怎么想，医生和病人的人格往往对治疗的结果影响更大一些-当然我们也不应该低估前一个因素对于刺激和治疗病人的价值。

两个人格的相遇就如同两种化学物质的接触；如果能够发生反应的话，两者都会被改变。在每一次有效的心理治疗当中我们都期待医生对病人能有所影响；但是只有当他也受到病人的影响时，他的影响才能发挥作用。

如果你自己不能受到影响，那么你就不能施加影响。如果医生把自己包裹在父亲般的职业性权威的烟幕之中，完全抵挡了病人的影响，那他的努力就会是徒劳的。

他这样做只能禁止自己使用一种非常重要的信息机制，而且即便如此病人也还会无意识地影自他。它们是这个职业特有的干扰甚至伤害，它用一种惊人的方式表明了病人那几乎是“化学性的”影响。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移情所引起的反移情。但是它的作用经常更为微妙，它的性质可以借用病魔这个古老的观念很好地表达出来。按照这一观点，一个病人把他的病转移到一个有力量降服病魔的健康人身上-但这种转移却不能不给治疗者的健康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当中，我们遇到一些不可思议的因素，它们带来了互相的转变。在这种交流当中，更稳定、更坚强的人格将决定最终的结果。

但是在许多病例中，我看到事实证明病人比医生更顽强，他抵制所有理论和医生的意图；当出现这种情况时，通常对医生不利，虽然并不总是这样。相互影响这个事实以及伴随着它的一切，是转变阶段的基础。经过了1／4个世纪还多的广泛的实践经验，我们才清楚地认识到这些表现。弗洛伊德本人也承认了它们的重要性，因此他也赞成我的要求：对分析家本人进行分析。

但是这一要求的更广泛的意义是什么呢？它意味着医生与病人同等程度地“处于分析之中”。他和病人一样是治疗的心理过程中的一部分，也同样会受到转变作用的影响。其实，如果医生能或多或少地不受这种影响，那么他对病人的影响力也会相应地被剥夺；而如果他只是无意识地受到影响，他就会暴露出一种无意识的缺陷，这会使他无法正确地看待病人。

在这两种情况下，治疗的结果都会打折扣。于是这就要求医生也要面对他希望病人面对的任务。如果那是一个适应社会的问题，那么他自己也必须适应社会，或者，如果病例相反的话，他也要恰如其分地不适应。当然，在治疗中根据特定病例的情况，这个要求可以有成千上万个不同的方面。

一位医生可能相信应该克服幼儿心理-因此他必须克服自己的幼儿心理。另一位医生可能相信应该发泄所有的感情，他也必须把自己的所有感情都发泄出来。第三位医生可能相信完全的意识状态-所以他自己也必须达到很高程度的意识状态。无论如何，如果医生希望自己对病人施加适当的影响，他自己就必须不断地努力达到他的治疗要求。

在治疗当中，医生遇到的所有指导原则以及其中包含的重要的道德责任都可以归结为一条规则：你希望怎样影响别人，你就要做一个怎样的人。

仅仅谈话永远是肤浅的，不管一个计策多么聪明，人们都不能用它来长期逃避这个简单的规则。被说服这个事实-而非说服这个话题本身-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如此说来，分析心理学的第四个阶段不仅要求病人转变，还要求医生对于他在任何一个特定病例中应用的体系进行反应用。在对付自己的过程中，医生也许会显出与病人同等程度的不屈不挠、前后一贯和顽固不化。

用同样的专注对自己做工作可确实不是一个小小不然的成就；因为为了向病人指明他们的错误道路、虚假结论和幼稚托辞，他必须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和批判性的判断力。谁也不会因为医生为内省所做的努力而付给他报酬；不仅如此，我们通常对自己也没有那么感兴趣。而且，我们一般总是低估人类心理深层的那些方面的价值，因此我们几乎把自我检查或者专注于自我看作是病态的。我们显然怀疑自己隐藏着非常不健康的东西，就像一间病房那样。

医生必须克服这种对自己的抵制，因为如果一个人自己没有受过教育，他又怎么能够去教育别人呢？如果一个人自己处于黑暗之中，他又怎么能够照亮他的同胞们呢？如果一个人自己不洁，他又怎么能够去净化别人呢？在转化阶段要求医生迈出从教育他人到教育自己这一步。这是医生要求病人转化自己，以便完成治疗初期几个阶段的必然结果。

他怎么对待这些东西呢？他总是知道病人应该怎样对待它们-这正是他的职责。可是当它们牵扯到他自己或者也许是那些与他最亲近的人时，他怎样诚实地对待它们呢？如果他检查自己，他将发现自己也有卑劣的一面，它使他危险地接近了他的病人，也许甚至损伤了他的权威。他怎么对付这种折磨人的发现呢？

不管他把自己看得多么正常，这个带有某种“神经症”性质的问题都会触及他最敏感的内心。他还会发现，压迫着他和他的病人们的最终问题，是多少“治疗”都不能解决的。他将使他们看到，期望从别人那里得到解决方案是停留在孩童时期的一种方式；他也会让自己看到，如果找不到任何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就必须再一次地被压抑。我不打算进一步讨论自我检查的事情以及它所带来的许多问题，因为仍然笼罩着我们心理研究的巨大模糊性不允许我们对它有过多的兴趣。

我宁愿强调一下已经说过的东西：分析心理学的发展使我们面临着人类个性中无法衡量的因素；我们学会了把医生自己的个性置于治愈因素或者有害因素的首位；我们开始要求医生自我转变-即教育家要自我教育。现在发生在病人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发生在医生身上，他必须经历倾诉、解释和教育这几个阶段，以便使他的个性不至于对病人作出不利的反应。

医生再也不能够通过治疗别人的困难来逃避自己的困难了。他将会记住，如果一个人长着流脓的疮，那么他是不适合给别人做手术的。正如对无意识的阴影一面的发现曾经使弗洛伊德学派被迫与宗教问题打交道一样，分析学最新的进展使医生的道德态度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对医生自我批评和自我检查的要求彻底地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心理的看法。

这个问题不能用自然科学的观点去把握；它不仅关系到患者还关系到医生；不仅牵扯到客体还牵扯到主体；它不仅是大脑的一个功能，还是意识本身的必要条件。以前的医疗方法现在成了自我教育的方法，因此大大地扩展了我们现代心理学的视野。关键的东西不再是医学文凭，取而代之的是人的素质，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步。

所有在临床实践中所产生、提炼和系统化的心理治疗方法，现在都听凭我们使用，可以用来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分析心理学不再仅仅与医生的诊疗室联系在一起；这条锁链已经被打断了。我们也许可以说，它现在已经超越了它自己，正在朝着填补空缺的方向前进，迄今为止，这个空缺一直标志着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相比之下心理上的缺陷。

我们西方人也曾学会了让心理驯化臣服，但那时我们不了解它有条不紊的发展过程和它的各种功能。我们的文明还很年轻，因此我们需要驯兽师的所有手段来使我们内心那个反叛的野蛮人变得驯服一些。但是当我们达到一个更高的文化层次时，我们必须放弃压制手段而转向自我发展。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一种途径或者一种方法一一而迄今为止我们还一点也不知道。

在我看来，分析心理学的发现和经验至少可以为此提供一个基础；因为一旦心理治疗要求医生自我完善，它马上就从临床的本原那里解脱出来，不再仅仅是一种治疗病人的方法。现在它也可以为健康服务了，至少对于那些有权利要求心理健康的人是如此，因为他们的疾病至多只是折磨我们所有人的痛苦。因为这个理由，我们可以希望看到分析心理学有普遍的用途-甚至比那些构成它的预备阶段、那些各自带有普遍真理的方法更有用。